父親又是怎么跟上了毛委員的隊伍，上井岡山當上了紅軍的呢？我看了父親寫的關于秋收起義、關于井岡山的斗爭等回憶文章，才了解父親戰斗的一生，是離不開毛委員的教導、離不開毛委員指引的前進方向，離不開中國共產黨。
劉型離開了黃埔軍校以后，回到家鄉搞農民運動，1927參加了毛委員領導的湘贛邊界的秋收起義，秋收起義的部隊一共有4個團，劉型是2團的，是由萍鄉煤礦的礦工和江西萍鄉與湖南醴陵交界處的農民赤衛隊組成，2團的團長是王新亞，1927年8月底，成立在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二團，9月10日中秋節那天，毛委員一聲令下，整個湘贛邊界共同舉起了秋收暴動的旗幟！ 在萍鄉小西區成立了區委，劉型任軍事委員，組織了小西區游擊營，任游擊營營長，按照湖南省委和醴陵縣委的指示，準備攻打醴陵縣城，首先組織農軍攻打萍鄉的臘市鎮的地主武裝，拔掉了反動頭目’八胡子’這顆釘子。雖遇敵軍的燒殺搶掠，但是農軍的戰斗情緒仍然高漲。劉型和區委的負責人集合了十幾個鄉農民，約一萬多人，分幾路，三次攻打醴陵縣城，由于敵軍能迅速增援，農軍遇到了敵軍機槍的阻擊，沒能攻破醴陵縣城。起義失敗后，湖南的軍閥何鍵大舉清鄉，燒殺掠奪，殺了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3000人，使8000個家庭流離失所，萍鄉、醴陵地區陷入了嚴重的白色恐怖之中。 有個叛徒出賣革命，他悄悄張榜，定于某時、某地，組織游擊隊，希望散落的農軍，前來報名，結果100多散落農軍前來，陷入了敵軍的包圍圈，而壯烈犧牲。當年，太困難了，許多支游擊隊都被敵人打垮了，但是小西區游擊營，仍然活躍在敵后。 部隊要生存下去，只有一個辦法，上井岡山找毛委員！按照黨的指示，萍西區游擊營與醴陵南區游擊營合并編為萍醴游擊營，游龍任營長，劉型任黨代表，1928年2月，萍醴游擊營集中了二、三百人，與敵人周旋，通過安源秘密交通員鄧貞謙了解到，毛委員帶了秋收起義部隊轉戰在井岡山地區了，部隊當即開會決定，轉移到蓮花，去找毛委員（鄧貞謙烈士是劉型萍鄉中學的同學，他曾任安源市委委員，湘東區委書記，并負責安源市委與井岡山地區的聯絡，1928年犧牲，年僅21歲）。當時部隊與醴陵縣委、安源市委的聯系已經中斷，轉移時，只有區委書記易錨前來送行，易錨贈給劉型一支手槍，說:：“希望你們找到毛委員的隊伍，早一天打回來！”告別時，劉型深情地說：“請同志們放心，我們一定會打回來的！” 萍醴游擊營白天打游擊，夜間行軍，機智地擺脫了萍醴邊界敵人的清剿隊伍。在白竺打敗了地主武裝’青皮梨子’，在攸縣打勝了湘東保安司令羅定的隊伍，順利地進入了蓮花縣，與蓮花縣委書記朱亦岳同志聯系上了，朱亦岳說：“你們人多、搶多，應該到井岡山，參加毛委員的隊伍”。（朱亦岳1926年參加共產黨，1928年初任蓮花縣委書記，6月任湘贛特委委員，1931年病逝，年僅39歲。）” 萍醴游擊營轉戰中，一路上都有黨組織的幫助！1928年4月到了蓮花縣，萍醴游擊營召開了黨支部會議，會議決定，由于家鄉斗爭的需要，萍醴游擊營這二、三百位同志，疏散了一部分同志返回萍鄉、安源繼續打游擊，留下精干的80多人，帶50多條搶和一部分梭鏢，上井岡山。會后，劉型和游龍帶著這80多人，50多條搶及一部分梭鏢，上井岡山。大家都穿著農民的服裝，白天隱蔽，晚上趕路，一路上且戰且走，打了不少仗，部隊沒有傷亡，甩掉屁股后面追趕的敵人。毛委員的隊伍正在永新西鄉潞江一帶做群眾工作，從1928那2月出發到1928那4月多，2個多月，終于在永新西鄉找到了自己的隊伍，見到了日夜盼望的毛委員。
劉型回憶說：“在永新西鄉的一座民房里，毛委員會見了，萍醴游擊營的全體干部、戰士，開始的時候，大家還有些拘束，后來感覺毛委員沒有架子、態度和藹、平易近人，大家就都放松下來了，像熟人一樣地聊起天來。” 毛委員問：“你們來了多少人？有多少支槍？一路上，經過哪些地方？打了幾仗？”，劉型和游龍都一一做了匯報。毛委員微笑著說：“走了不少路呀！你們一路上打的不錯！人隨然少了一些，但不是弱了，而是強了。” 毛委員問：“你們沿途經過的地方有無黨組織啊？”劉型回答說：“除攸縣和蓮花縣北半部分外，都有黨組織幫助我們，我們能到這里，找到隊伍，就是蓮花縣委書記朱亦岳同志聯系的。”毛委員點頭稱好，毛委員特別重視，黨的基層組織的建立及基層黨組織發揮的作用，所以，他首先就要了解，各地區黨組織的情況。 毛委員又問：“游擊營平時的生活怎樣？在醴陵縣的斗爭情況怎樣”劉型匯報說：“我們成立游擊營后，先在農村搞暴動，醴陵縣委調各鄉的農民三次攻打醴陵縣城，敵軍增加一個師，我們攻城未果，敵人還派一個營，下鄉清剿我們。“” 毛委員問：“農民武裝為什么不抵抗？”劉型回答說：“游擊營平時分散在農民家里吃派飯，當敵人摸到了底細，突然對游擊營發動進攻，乘我們未集中時，就把我們分割開來了。”， 毛委員說：“看來在農民家里吃派飯不好，要自己辦伙食，打土豪解決吃飯問題，本地土豪打光了，還可以打外地土豪，土豪全打光了，再由蘇維埃政府供給吃飯，打了勝仗有了繳獲，也可以解決一部分軍需。暴動隊一般不集中好，游擊隊應有一定的集中訓練，像你們現在這樣能跑能走就好。” 毛委員還問到：“萍鄉、醴陵地區的農民，生產情況怎樣？”，劉型報說：“萍鄉、醴陵邊境的農民成立了共耕委員會，實行共耕制。” 毛委員沉思了一下，微笑著說：“現在這樣辦不行，還是先把田分給農民，按人口平分，蘇維埃政府收一點公糧，這樣農民才會堅決干革命，也才能把田種好。將來是要實行共耕制的，但現在條件不成熟。” 毛委員鼓勵大家說：“你們向萍鄉、攸縣、蓮花這邊靠攏是對的，醴陵縣城內敵人少的時候是一個團，多的時候是一個師，還有一條從株洲到萍鄉安源的鐵路，敵人調動很快。可是縣委叫你們去攻打縣城，你們怎么攻得下來呢？在這種情況下，硬攻損失就大。現在你們向井岡山靠攏，就對頭了嘛！” 最后，毛委員還說：“你們看，我上面說的這些對不對呢？” 游擊營的戰士們聽了毛委員的話，覺得毛委員分析得有道理，后來知道了，是醴陵縣委執行了盲動主義路線，犯了革命的急性病，使革命事業遭到了損失。 劉型回憶說：“毛委員與萍醴游擊營交談了幾小時，給我們教育很大，使我們心明眼亮了，像一盞指路明燈一樣，指引著我們前進的方向。 1928年5月，我們萍醴游擊營的戰士分配到了井岡山紅四軍，31團1營的1連和2連中，參加了紅軍部隊中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整訓和政治教育，融入到井岡山的革命洪流之中。”
劉型還回憶道：“我有一次外出執行任務，回來后，毛委員跟我談話，說紅四軍需要一批連隊政治干部，原31團1營1連黨代表黎育教要調酃縣工作，決定派我接任31團1營1連黨代表，連長是我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的同學陳伯鈞，老同學又戰斗在一起，我分外高興呢。（黎育教烈士，1925年入黨，1927年11月與毛澤覃同上井岡山，任紅四軍31團1營1連黨代表，1928年5月調酃縣任縣委書記，后任湘南特委宣傳部長，1928年12月在酃縣下村大溪江被敵人包圍，為了掩護2位同志脫險而壯烈犧牲，年僅27歲。）” 看了父親的回憶，知道了父親上井岡山找毛委員的經歷，我很驚訝的是：1927年萍鄉、醴陵地區的農民，在秋收起義時，居然那么超前！他們超前了25年前做到了共耕制，我們國家是在解放后1952年在農村實行了合作社、互助組才實現了共耕制呀！這樸素的農民階級弟兄們那，真是心里存在著希望大家都能達到，共同富裕的共產主義的萌芽啊！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我們的國家逐步走向了合作共贏、共同富裕的道路。 正是有毛主席的英明指揮，把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才使我國的革命乘風破浪走向了勝利，而我的父親老紅軍劉型，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跟隨偉大領袖毛主席，用穿著草鞋的雙腳丈量出了井岡山道路、丈量出了長征的道路、丈量出了延安的革命道路，直至到了全國得解放，他做到了劉姓宗祠對他的囑托，他不僅是為劉姓的家鄉人民服務，而且是全心全意，為全中國人民服務！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斗了終生！ 我們要學習、繼承、發揚前輩們的無私、無畏、為革命、為人民、為民族英勇奮斗的精神、繼續走好毛主席指引的康莊大道！為實現我黨的第二個百年的任務——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斗！ | 
